北京有个老人过世了。

他的一对儿女，却跑去法院打官司。

原因是丧偶多年的父亲，竟在遗嘱里写着要把过半的遗产都给保姆，甚至还分出10%给宠物狗。

而对两个孩子，不留分毫。

儿女愤愤，诉至北京二中院。

但当民六庭副庭长当庭宣读老人遗嘱，他们才哑口无言：

“他俩都没有尽孝道，我也没享受在他们成年后应得的尊严和孝顺，财产他们没有份额。”

最终法院判定，遗嘱有效。

这不是什么段子，而是北京日报刊过的真事。

一个老人，膝下有儿有女，却宁愿把毕生积蓄给一个外人和一条狗。

听起来不可思议。

但最近我看到几位遗嘱公证员的访谈。

才知道在他们的职业生涯里，类似“怪事”，不在少数。

多少老人，趁着神志清醒时跑来求助，想要立遗嘱，把自己和财产托付给陌生人。

而这一个个案例背后，折射的都是一场场在晚年上演的冷暖悲欢。

电视剧总有这样的情节：

某位大人物去世，律师召集亲属宣读遗嘱。

那模样，好像只有家财万贯的人才有遗产分配的烦恼。

但遗嘱公证员坦言，到了晚年，不管是有100套房子的有钱人，还是只有1套房子的普通老百姓。

如何传承财产，都是个会被深思熟虑的问题。

普通百姓没有私人律师，便更多地求助于公证处这样的机构。

遗嘱公证员，便常年都在与想“安排后事”的老人打交道。

在中国，其实85%的死者遗产继承，都是由公证员处理的。

当一位老人走进公证处，录音、录像、手写遗嘱、留存指纹、回答询问、公证员公证......

一套流程下来，顺利的话，不过20分钟。

而老人们一生的财富和羁绊，也就在这几十分钟里被速写成了3个问题：

毕生积蓄有多少？名下房产有几套？打算留给谁？

子承父业，天经地义？

但一位从业30年的遗嘱公证员却说，像那位北京老人那样，财产不留一分给子女的，他见得太多了。

一位76岁的上海老人，曾托哥哥帮自己去公证处咨询遗嘱事务。

当公证员上门拜访，才发现这是个已经下不来床的老人。

旧小区里的老房子，就像他一样苍老。

墙皮脱落，沙发破得露出海绵，老人躺在床上，瘦得皮包骨头。

半个月前，他突发肠癌，下床时两眼一黑摔倒在地，大小便失禁。

直到整整一天过去，邻居闻见臭味，终于告知居委会。

居委会通过派出所，才找来老人的儿子，救出老人，送进医院。

原来这个儿子，已经好多年没来看望过父亲。

且只在医院陪护了一天，他就急着签字走人，不再管父亲了。

公证遗嘱的那天，公证员反复向老人确认，不再对儿子抱有希望了吗？

老人摇了摇头，他希望把房子卖掉，钱全部交给哥哥，帮自己处理后事。

“你不怕哥哥把钱给你弄走吗？”

“无所谓了。”

干瘦的老人盯着天花板，平静地答道。

他看淡一切的背后，恐怕是不知藏了多久的失望与心寒。

但这个老人多少还算“幸运”，有个哥哥。

在遗嘱公证员经手的案例中，还有很多人，子女不孝，亲戚不良。

当临终时刻来临，孑然一身的他们，有些不得不寄希望于陌生人。

有个王大爷，常年独居。

半年前，他住院手术，需家属签字。

可在外地工作的孩子，几番推托说抽不开身，不愿回来。

老人只能打电话给自己的弟弟，可弟弟也迟迟不来。

他一个人拿着手术通知书，躺在手术室门口，等了一个多小时。

最后，手术还是被迫取消了。

很久之后，王大爷才在公证员面前第一次向人提起，手术室外的那一小时，他一个人，有多么的沮丧和无助。

他再也不想独自躺在手术室外等人签字。

指望不上孩子，更指望不上亲人。

他宁愿求助公证，将自己的生前身后事，托付给收费的监护服务中心。

也就是说，他把自己的医疗决策、自己的死亡丧葬事宜，全部交给了陌生人。

苏州年近8旬的贾老伯，立下遗嘱公证，要将一套市值超百万的房产，赠留给照顾自己六七年的保姆。

明明他有一儿一女。

可贾老伯说：

“他们总说工作忙，根本没来看过我。可保姆之前天天照顾陪着我过世的病妻，现在又24小时陪着我。”

还有上海88岁的马老先生，要把300多万的房产，送给楼下非亲非故的水果摊主小游一家。

只因为独居的他，平日最大的幸福，就是溜达着和小游夫妻俩说说话。

和小游的女儿玩耍，听她喊自己“爷爷”。

还有公证员说，甚至见过不少老人，想立遗嘱，把自己的生前生后事托付给存钱时认识的银行员工、被推销保健品时认识的推销员......

这些不把遗产留给子女的老人，是心狠、绝情吗？

把房子、财产留给陌生人的老人，是冲动、极端吗？

公证员坦言，这些老人大抵都是两种想法。

一，是惩罚：

子女不孝，在世时对他们无可奈何，只能不留遗产以示态度。

二，是无奈的自保：

人生唯有两件事是不能自己完成的，那就是出生和死亡。

即便很多老人不想麻烦别人，可晚年伶仃，只能指望陌生人的关心和照拂，才能走得体面。

即便你一生再要强，也终有不可避免走向衰弱的一天。

到那时，除了钱，也许没有什么能再撑起你的尊严。

这些“不合常理”地分配着遗产的老人们，又何尝不是在用手中唯一的权利，在表达自己的意愿？

血浓于水的亲人们，可以在公证下形同陌路。

素不相识的陌路人，可以在公证下亲如一家。

其实人老了，在意的哪里是钱？只是陪伴。

他们，只是孤独太久了。

几年前，三家大型调查机构联合做了一个名叫“不在场证明”的社会调查。

对象是25至50岁的人们。

结果发现：

63%的人每年只会有不到3次的家庭聚会；每年与父母见面沟通的时间平均只有78小时。

当时看到这个调查数据，我心里好像被谁重重捶了一拳，疼得发闷。

25-50岁，不正是我这样立业成家，终日在城市里忙忙碌碌的中年人。

忙工作，忙社交，忙恋爱，忙孩子。

好像确实，一年到头，只有春节、端午、中秋、国庆这样的“大节”，才会考虑要不要回老家一趟。

前提还是，在没有任何旅行计划的情况下。

而到了家，可能大部分时间还是会刷手机、跟朋友聊天、处理工作事务。

真正能跟父母好好聊聊天的时间，甚至不知是否真有78小时。

而你有没有想过：

你不在家的日子，父母都在干什么？

他们是像监控下的那位母亲一样。

孩子离家返工，她在院口目送，迟迟不肯进屋。

蹒跚地追上去，直到看到那条长路又归于往日的寂寥模样。

这才彻底放弃希望，默默回家。

他们是像湖南那位80多岁的奶奶一样。

唯一能诉说孤独的，可能只有屏幕那边的陌生人：

“我呀，一个人。我的女儿在美国，儿子在广州，我的孙子有8个。可他们为了生计，为了他们的家庭，都不在我身边。我现在一个人，一天三餐饭，我都懒得做了。过去啊，他们都说我做饭最好吃，现在我连自己吃都（觉得）不好吃了....”

都说“老小孩”，人老了之后，反应变慢，机能衰退，确实像小孩一样需要照顾。

可我们，偏偏总是不在身边。

2018年，一位上海老人立下一份遗嘱：

“我的遗产留给女儿吴某1元，其余财产包括房产一套、存款80万，全留给陈女士。”

那位陈女士，是生前照顾老人的保姆，萍水相逢，不过3个月。

老人曾无比欣喜地迎接女儿降生，为她戒了十几年没能戒掉的烟。

无数次，抱着生病的小小女儿，哪怕深更半夜也要冲进医院。

离婚时，放弃所有财产，求来女儿的抚养权。

可女儿长大，结婚，有了自己的生活。

从一周一次电话，到一月一次，半年一次......

从半个月来见父亲一面，到两三个月一面，到后来过年也未必能团圆......

其实，女儿家到自己的家，不过也就一小时的车程。

老人病了，他以为女儿会像小时候自己照顾她一样照顾自己。

可住院几个月，她只匆匆露过两面，随后请来保姆陈女士，便再也不曾出现。

弥留之际，老人立下那份遗嘱。

几十年的养育、拉扯，竟连最后3个月的陪伴、照料都换不来。

也许，真的不难理解那些对子女失望至极，宁愿把遗产留给旁人、甚至留给宠物狗的老人。

我们和父母的关系，原来从始至终是一种倒挂。

不是儿女在孝敬父母，而是父母在盼望着儿女的关心。

我们羽翼丰满，展翅高飞，便再也不愿回那个孵养了我们的旧巢。

再也不愿回头看看曾教我们飞翔的父母，如今还能不能飞得动。

为什么有些老人，会在遗产分配中，做出那么不合常理的决定？

那是因为有些儿女的孝心，真的只值一块钱。

国学大师季羡林，很年轻就离开了家，很少回去。

直到一天，母亲突然离世。

他匆忙赶回，想送母亲最后一程。

可见到的，只是一口棺材。

邻居大婶看到他，叹息着说：

“你娘临走前，一直唠叨一句话：

儿啊，离家八年，未见一面，你知不知道，娘心里是什么滋味？”

季羡林听了，呆呆怔在原地。

他伏在娘睡过的土炕上，失声痛哭到天明。

后来，他在散文《永久的悔》中写下：

“我后悔，我真后悔，我千不该万不该离开了母亲。世界上无论什么名誉，什么地位，什么幸福，什么尊荣，都比不上呆在母亲身边。”

人们总以为来日方长，轻视了时间的残酷。

总期待功成名就，却忘了人生的短暂。

待到明白了生命的脆弱，那由后悔构成的孝顺，还有意义吗？

父母要的不多，只是有空时带着你的爱人、你的孩子，多回家看看。

平时多些电话问候下，节日时，能回家吃个团圆饭。

老了，病了，腿脚慢了，再好的护工，也比不上儿女聊着笑着，搀扶他们走上一段。

生老病死的后三样，没有谁不害怕，就别让父母孤独地捱过了。

就像周杰伦的《外婆》里，唱的那句一样：

“外婆她的期待，慢慢变成无奈。大人们始终不明白，她要的是陪伴，而不是六百块。”

作者，我是王耳朵，上不知天文，下不知地理，中间略懂点人生歪理。关注【王耳朵先生】（ID：huangezishiba），一个路见不平，就忍不住一声吼的中年boy。